青藏高原辽阔的草地上，栖息着一种既似鼠又似兔的生灵——高原鼠兔。这种动物自青藏高原诞生以来便与之相伴，共同成长，共同见证了这片地球上最年轻、最高的土地的变迁。即便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捕杀，高原鼠兔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并繁衍生息。
癸卯兔年降临2023，世界地球日的焦点落在“众生的地球”这一主题上。高原鼠兔，究竟是鼠还是兔？它在青藏高原扮演着何种角色？面对长达数十年的捕杀，高原鼠兔却依然繁衍生息，这背后隐藏着何种神奇的生存机制？那么，高原鼠兔是否应当被消灭？若鼠兔真的从地球上消失，青藏高原是否还能保持其原有的面貌？
两只高原鼠兔在西藏思金拉错湖边嬉戏。新华社记者 周锦帅 摄
“害鼠”与“好鼠兔”
“鼠兔和我经常见面。”
那些钟爱自然的人，一旦目睹鼠兔的居所，无不为之赞叹，那里的景象总是那么繁忙且永无休止。
在野外偶遇忙碌穿梭于洞穴内外的小鼠兔，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放松了，那是因为欣赏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体验。
夏勒博士在其著作《第三极的馈赠》中以轻松的笔调记录了这些文字。然而，他真正想要传达的是一段沉重的往事——那便是青藏高原上高原鼠兔被错误地视为“害鼠”或“鼠害”，长期遭受毒杀的悲剧。在他的观察中，高原鼠兔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存在不可或缺。
在此，我想向大家讲述一位网友的亲身自然之旅：正值八月，青藏高原风光旖旎之际，小赵与同伴携手踏上了青海三江源的探险之旅。
机场周边的草地上，我们便发现了成群结队、活泼机敏的高原鼠兔。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能遇见如此迷人的高原特色动物，这不禁让他们对即将开始的旅程满怀憧憬。
在接下来的数日自然体验中，他们几乎每日都能目睹鼠兔的身影，尤其是日出与日落时分。鼠兔们几乎无休止地奔跑嬉戏，口中还时不时地叼着野草与花朵。总有一些鼠兔静静地坐在自家的门前，注视着四周。它们犹如警戒的哨兵，一旦察觉到掠食者的到来，诸如老鹰或是藏狐，便会发出尖锐的尖叫声，向同伴们发出警报。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么机警、可爱的小动物啊！
确实如此，由于职业性质，记者频繁穿梭在青藏高原，对这类动物自然不感到生疏。去年，在探访黄河源头处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时，记者曾饶有兴趣地仔细观察了高原鼠兔。车辆停靠在道路旁，三月黄河之巅，依旧处于寒冬时分，广袤的草原尽是枯萎之色，凛冽的寒风肆虐呼啸，芨芨草随风剧烈摇摆，一只鼠兔迅速跃出，敏捷地躲进洞中，停住脚步，两只前爪紧贴洞口，警觉地抬起头四处张望。稍有风起草动，它便瞬间从视野中消失。机敏、可人、行动迅捷，只要稍加留意，便能频繁目睹此类场景在草原上上演。鼠兔的存在，让看去一片枯寂的草原十分灵动。
在此之前，记者对它的了解仅限于众人所说的“害鼠”。特别是一些草场退化较为严重的区域，常常能目睹它们因受到过往车辆的惊吓而四处奔逃的情景。当地居民常常会深感惋惜地表示：草场退化如此严重，到处都是老鼠（即高原鼠兔）。言外之意，似乎草原的退化完全是它们所为。
然而，这样的疑问是否成立？高原鼠兔，这一物种，它究竟归属鼠类还是兔族？它们难道真的是人人指责的“害鼠”吗？
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原住民”
记者经过采访得知，高原鼠兔的演化历程已经持续了3700万年，这一物种的形成与青藏高原的抬升紧密相连。它们的分布区域极为广阔，几乎遍布青藏高原上所有有草地的区域。基于此，一些学者甚至将青藏高原誉为“鼠兔高原”。
高原鼠兔属于兔形目、鼠兔科、鼠兔属，别称鸣声鼠或石兔，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带。这种动物的外貌与兔子相似，体型和姿态又与鼠类相近，因此得名。
张同作，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动物生态学研究员，他指出，通过化石证据可以证明，高原鼠兔的进化历程已经跨越了3700万年，这在鼠兔家族中属于非常古老的种类。因此，高原鼠兔无疑是青藏高原上那些“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
青藏高原的塑造与抬升历经漫长岁月，时至今日，该区域的高原仍在持续上升。这一现象进而引发了高原鼠兔栖息地的大幅变迁，迫使它们逐步适应了寒冷、缺氧等严苛的自然条件。
高原鼠兔的繁殖季节一般在每年的4月至5月。它们拥有惊人的繁殖力，这可能是它们种群数量繁多的关键因素之一。据了解，鼠兔的怀孕周期仅为30天，通常每胎会生下3至4只幼崽，有时甚至可达6只。每年它们能够繁殖两次。此外，研究还发现，对某一地区的鼠兔进行大规模捕杀后，为了保持种群的增长，鼠兔会提前生育，并且生育的幼崽数量也会相应增加。
曾有人估计，青藏高原的鼠兔数量超过12亿只。
巴丁求英，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童年岁月在青藏高原的深处，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那片辽阔而秀美的草原，成为了他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在这片草原的滋养下，他成长为一名草原之子。在向学生传授草地生态系统的知识时，他总是满怀深情。
鼠兔构成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在高原地带，只要有草地存在，就必定能见到高原鼠兔的身影。青藏高原甚至可以被誉为鼠兔高原，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恰当的。巴丁求英如此评价道。
不是“害鼠”，是“好鼠兔”
实际上，这种动物应被称作“兔”而非“鼠”。在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内，有一个独特的模型展示着草场退化的现象，其中详细描绘了草原与高原鼠兔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该博物馆旨在通过这个模型，向游客揭示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博物馆副馆长张钟月每次谈及这个模型时，情绪都颇为激动。“谈及草原的退化问题，我们必须为高原鼠兔正本清源。”她强调，鼠兔不过是草原退化的一个指示器，而非所谓的“罪魁祸首”。而且，鼠兔在生态系统中还有诸多积极作用。首先，鼠兔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鼠兔是青藏高原上狐狸、棕熊、狼等食肉动物以及猛禽等捕食者的主要食物来源。其次，鼠兔不仅有助于草场的健康与稳定，它们通过挖掘洞穴，将地下的矿物质带到地表，同时使土壤变得更为松软。这样的土壤如同海绵一般，能更有效地储存水分，从而促进小草的繁茂生长。因此，高原鼠兔并非所谓的“鼠害”，而应是被称为“好鼠兔”。
我们一直将草场退化的主要因素归咎于鼠兔，然而，后续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高原鼠兔数量得到有效控制的区域，牧草的产量并未显著提升。此外，盲目地消灭鼠兔行为也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张钟月如是说。
近期，记者深入采访了众多学者专家，广泛阅读书籍，搜集相关资料，力求更深入地认识高原鼠兔。令人注意的是，关于大熊猫、雪豹、藏羚羊、普氏原羚等知名动物的专著十分丰富。然而，遗憾的是，记者并未发现一本专门研究高原鼠兔的专著。幸运的是，在乔治·夏勒博士的《第三极的馈赠》一书中，找到了一个关于高原鼠兔的章节，该章节被命名为“好鼠兔”。
题目本身已揭示了夏勒博士这位博物学家对高原鼠兔情感倾向的鲜明态度。实际上，乔治·夏勒还是首位为鼠兔正名的学者。在青藏高原的野外研究中，他亲眼见证了当地大规模使用毒药灭绝鼠兔的行为，并指出“鼠兔的处境确实令人忧虑”。
书中记载：鼠兔不幸被赋予了一个并不光彩的学名。然而，它的外形却十分可爱……随后，作者又创作了一部名为《好鼠兔》的科普童话，通过12个寓意丰富的小故事，描绘了鼠兔的家庭生活、所面临的挑战；青藏高原牧民与鼠兔之间的互动；鼠兔所遭遇的敌对生物和友谊伙伴，以及它们的生存状况；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与保护措施。
那么，夏勒博士眼里的好鼠兔，到底好在哪里呢？
鼠兔在日间活跃，夜间则进入梦乡。与人类相似，它们遵循着日出而劳作、日落而休息的规律。鼠兔展现出极高的勤奋度，无论春夏秋冬，它们从不懈怠，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不选择冬眠。此外，鼠兔注重清洁，保持着良好的卫生习惯，它们的洞穴中设有多个专用的“厕所”，用于存放粪便。
这些优点之外，微小的鼠兔，在依赖草原生存的同时，也为草原、其他动物乃至牧民带来了诸多益处：鼠兔从洞穴中清理出的粪便富含养分，因此其洞穴附近的草丛生长得更加茂盛，为草原上的绵羊、牦牛等动物提供了便利。
苍蝇在花丛中穿梭，觅食着香甜的花蜜，并在过程中帮助花朵传播了花粉；鼠兔的巢穴则成了它们躲避恶劣天气的天然庇护所；而这个庇护所的享用者，远不止苍蝇，还包括雪雀、松鸭以及蜥蜴等众多爬行动物。
鼠兔能够吞噬草场上形态各异的毒草和杂草，这些植物对牛羊来说则是不可食用的；它们挖掘洞穴，使得土壤变得疏松，从而更便于水分的渗透；土壤一旦吸收了水分，草类植物便能茁壮成长，其营养价值也随之提升。
鼠兔与藏羚羊、渡鸭、兔子以及狼等众多青藏高原的生灵共同栖息，与之相伴的还有牧民及其饲养的绵羊、山羊与牦牛。他们共同依赖这片草原，构成了这个庞大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鼠兔与狐狸、狼，以及人类，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千年，共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家园……
一直被误会——“灭鼠”实为“灭兔”
四月之初，青藏高原依旧沉浸在冬日的寒冷之中。青海省黄河上游的一个牧业县内，坐落着一片遐迩闻名的草原。踏上这片辽阔的草原，狂风呼啸，卷起阵阵尘土。到了四月上旬，草原上嫩绿的小草开始破土而出，而在一些鼠兔的洞穴附近，仍能发现灭鼠行动留下的拌有剧毒的燕麦。此时，既不见鼠兔的身影，亦不见它们的捕食者，甚至天空中的鹰也罕见踪迹。这种情景让记者想到夏勒博士的经历。
他说，1984年第一次去青海时，发现鼠兔的处境令人担忧。
午后时分，我攀上了那座由石灰岩构成的丘陵。周围是错落有致、连绵起伏的小山，它们延伸至地平线，唯独南边被一座巍峨的雪山所阻隔。一只胡兀鹫借助上升的气流，在阳光照耀的陡峭山壁上翱翔。在遥远的山峦之间，贡萨寺的身影若隐若现，两声低沉的号角声从远处悠悠传来。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流淌着源自古老文化的旋律，它赋予了这片天地以人类的灵魂，让我沉浸其中，本应感到心胸开阔、神清气爽。然而，我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焦虑。这里似乎缺少了某种至关重要的元素。”
我逐渐察觉，此处并无鼠兔踪迹。沿途我屡屡见到洞穴，却不见洞口有新土翻动的迹象，洞外的排泄物早已风干，表面显得灰暗无光。洞口的草堆浸满积水，无人打理。我仿佛置身于一座荒芜的死亡之城，就像那被自然灾害吞噬生命的庞贝古城。
眼前的景象与往昔如出一辙。我们漫步在广袤的草原，竟连一只鹰的踪迹都未曾发现。然而，回想起大约一周前，这里却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雪。根据当地草原站提供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草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现在正是灭鼠的最佳时机。”该县草原站的站长向我们如此说道。雪后的草原上，鼠兔出入的洞穴更为显眼，便于投放毒饵；同时，草丛被积雪覆盖，鼠兔找不到食物，只能觅食投放的毒饵，从而提高了灭鼠的效果。
高原鼠兔实际上属于兔类动物。然而，尽管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它们依然被误称为“老鼠”，甚至在生态领域的专业人士中，也有人持有这种看法。至于为何要“灭鼠”，那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鼠兔会破坏草场，并且与牲畜争夺食物资源。
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启动以来，灭鼠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大致上，草原区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灭鼠工作。通过网络搜索“草原灭鼠”，记者了解到，内蒙古、新疆、四川、青海等地的牧区普遍开展了此类灭鼠项目。
2022年3月的下旬，有媒体对某地区进行的高原地区鼠害防治行动进行了报道。该活动覆盖了13.8万亩的区域，成千上万的牧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投放了总计达69吨的灭鼠诱饵。
巴丁求英表示，这一幕景象让众多人感到震惊。如此庞大的规模，投毒的数量之巨，使得众多环保人士和学者纷纷提出质疑。暂且不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与可能的收益是否划算，仅从生态角度来看，这片草地上就有60只藏狐、10只荒漠猫、15只兔狲，还有狼、棕熊以及众多猛禽栖息于此。“在‘灭鼠大会战’中，我们不仅清除了八万只鼠兔，同时也让它们的捕食者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些天敌不是被毒物夺去生命，就是因食物匮乏而饿死，亦或是被迫离开原居地。”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曾遇见过灭鼠队伍，队员们身背背包，步履匆匆。记者的同事李宁亲历了这一幕。那是在2021年的深冬，黄河的发源地，覆盖着厚厚白雪的草原上，几十名投放饵料的工作人员排列成行，顺着风向依次投放着用于“防治鼠害”的饵料，场景与之前所述颇为相似。
该反思的问题
北美广袤的草原曾经是草原犬鼠的栖息地，它们在生态系统中与高原鼠兔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但美国政府与牧场主却以草原犬鼠侵占牲畜牧场为由，将其视为罪魁祸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采取了大规模的枪杀和毒杀行动。当时，草原犬鼠的尸体堆积如山，其分布范围急剧缩减，高达98%，陷入了严重的灭绝危机。
草原犬鼠遭受大规模捕杀后，其关键天敌黑足鼬在众多传统栖息地几乎灭绝。随后，相关保护机构开始在动物园中饲养草原犬鼠，并努力促使它们重返野外。巴丁求英曾以志愿者的角色参与了这一项目。他警告说，若鼠兔遭到与草原犬鼠相似的命运，恐怕也将步其后尘，重蹈覆辙。
实际上，青藏高原上的高原鼠兔成为了众多肉食性动物的主要食物基础，有力地维系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食物链之一。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高原鼠兔种群数量的波动对肉食动物的生存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丁求英、张同作等众多学者指出，研究显示牧场退化并非由鼠兔引起，茂盛的植被会阻碍视线，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鼠兔生存，反而是那些退化的牧场吸引了它们，这才导致了鼠兔数量的急剧上升。
青藏高原上的高原鼠兔究竟有多少？据信息显示，关于青藏高原鼠兔种群的规模及其变动的研究并不多。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土壤的特性、植被的种类、放牧的压力、季节的更迭以及人为的灭鼠行为等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鼠兔的种群密度。以灭鼠为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高原鼠兔的种群密度显著减少。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持续开展灭鼠工作的草场，高原鼠兔的种群规模已降至灭鼠活动开展前的五分之一。
在IUCN官方网站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可以观察到，高原鼠兔的种群数量正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这一物种已被评定为易危等级。
地球，我们的栖居之地，却并非仅人类独享。正如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众生的地球”所昭示。若鼠兔不幸灭绝，那失去鼠兔的青藏高原又将面临何种境况？
王湘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负责人，指出“鼠害”是生态变迁的复杂产物。若缺少构成食物链基础的鼠兔，青藏高原将面临严重灾难，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将遭受巨大冲击。
他提到，实际上，在状况良好的草地上并不存在所谓的“鼠害”问题。近年来，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天敌数量增多，草场质量得到了恢复和提升，牧草的高度也有所增加。通常情况下，草质优良且高度较高的区域，鼠兔的数量相对较少。
众多有识之士期望，将鼠兔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治理。通过实施一系列综合性措施，诸如动态轮牧、退牧还草、牧草种植以及针对鼠兔的绿色防控等，以保持牛羊、草场与鼠兔之间的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并非是缺乏理智的举措，不能仅仅依据个人意愿行事。青藏高原原本就是鼠兔栖息之地，鼠兔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之一，理应将自然归还于自然。（记者吕雪莉）
不止是荒野的呐喊
在稿件完成之时，记者收到了知名青海生态摄影师鲍永清的来电。他透露，正值藏狐等野生动物繁殖与哺乳的关键时期，他在野外拍摄时发现了一窝由三只小藏狐组成的家庭。藏狐母亲外出寻找食物，却整整一天未曾归来。随后，那一窝小藏狐也神秘消失。
“真是太不幸了！”鲍永清感叹道，鼠兔是藏狐、赤狐、大鵟等动物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在冬春之际的灭鼠行动之后，众多野生动物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藏狐一家要么是被毒害致死，要么是因饥饿而亡！”
在世界地球日之际，我们谈论青藏高原上的高原鼠兔——这一物种对于该地区至关重要，其生存状况却岌岌可危，这似乎非常契合节日的主题。诚然，地球日仅此一日，然而，对地球的关注与保护绝不应仅限于这一天，而应当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
近期，每当记者漫步于三江源，心中总会浮现草场、鼠兔与牧民的身影，不禁深思三者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他们难道不能实现和睦共存吗？为此，记者持续向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相关人士请教，不断提出疑问，力求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灭鼠工作已历时半个多世纪，采用的灭鼠方法丰富多彩，包括化学手段、使用器械、生物毒素、培养天敌以及实施不育技术等。尽管年年进行灭鼠，鼠害却年年复发，这似乎在警示我们，不应将鼠类彻底消灭；同时也暗示我们，有必要寻找新的解决途径。否则，我们将持续陷入这种不断循环的困境。
尽管灭鼠药物在持续更新换代，然而，这些药物对草原生态的潜在影响、对牛羊等家畜可能造成的损害，以及对野生动物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些问题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目前，几乎没有人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科学研究评估。
显而易见，在那些曾经灭过鼠的草原上，与高原鼠兔共同栖息的鸟类数量减少了，以高原鼠兔为食的天敌动物数量也减少了。有见地的人士指出，灭鼠行为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损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举动。正如学者所言：“金钱的投入换来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即便科研人员对相关领域有了深入的了解，但在科学研究成果与相关部门决策之间，似乎仍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表现为信息传递的不对称，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理念与实际行动之间的显著差异。一些研究指出，我们不应盲目灭鼠；然而，实际工程操作却似乎在传达相反的信息：不灭不行。那么，如何在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同时，兼顾人类生存的需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呢？
记者也发现了一些曙光，这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在基层，那些负责草原工作的同志们正在深入思考这一难题。一位草原站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牧民们常会向他咨询，如何应对野生动物侵占草场的问题。他会反问，是何时开始有野生动物出现的？它们又是在何时开始出现的？在他不在场的时候，这些动物早已在此地繁衍生息。他还会进一步提问，究竟是谁在争夺谁的草场呢？部分民间环保倡导者着手尝试“以巢引兽”等策略，致力于恢复自然生态的链条，进而实现生物种类的丰富化。
任何活动，只要它有助于保护生物群体的完整、稳定与和谐，便被视为正当；反之，则被视为错误。对于是否应持续进行灭鼠活动这一问题，或许“现代环保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的那句名言颇具启示意义。
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星球，我们应当倍加呵护，从呵护脚下每一方土地做起；我们应当予以尊重，从尊重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做起！
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我们期盼这不再仅仅是荒野中的呼喊之声。（记者吕雪莉）
